中国外交家8年写成一本书无人问津 甲午战败被抢

 

1893年,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,浙江人黄庆澄前往日本游历,以“咨其政俗得失”。在长崎,黄庆澄问老华侨,日本人好打交道吗?老华侨答曰,三十年前,华人备受优待,如果是文人学士,礼数更加周到。如今可不一样了。面对日本的巨大变化,黄庆澄发了很长一篇议论。他认为 “日本维新之政,诚为得矣”,的确很成功。但日本风俗“喜动不喜静,喜新不喜故,有振作之象,无坚忍之气”,这虽是日本人的短处,但也是明治维新能迅速取得成效的原因,应当说这个见解相当深刻。黄庆澄热切呼吁中国人向西方学习,但也明白,这种事情对于清朝而言非常艰难。

驻日使臣汪凤藻告诉他,日本维新仅仅二十余年,虽然不能说每件事都尽善尽美,但现在已经粗具规模了,“不可谓国无人也!” 黄庆澄很早就研究西学,汪凤藻更是同文馆学英文出身,又考上进士入了翰林,不折不扣的学贯中西,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霸却在出使大臣的位子上郁郁不得志。康有为此前也曾上书光绪帝,“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,请革积弊,修明内政,取法泰西,实行改革”,结果京中士人都认为他有毛病。汪凤藻对黄庆澄推心置腹地说,“今日之谈洋务者,仅可著书而已!”

黄遵宪

一年以后,甲午战争爆发,攻守易势。此前的对外战争输给陌生的西洋人,中国人和西洋人,从人种到语言、从文化到制度,处处都不一样,国人只看见洋人的枪炮厉害,怎么也不会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败。而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。日本在当时的国人看来不过是一个低配版的中国,清朝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早。在当时人看来,两国原本就同文同种,清朝还占据先机,这次输给日本,这说明什么?这一定是体制问题。于是,谭嗣同在湖南痛吟“四万万人齐落泪,天涯何处是神州?”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公车上书,梁启超写下“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,实自甲午战败,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”的名句。

日本借明治维新实现了甲午战争的军事胜利,也将清朝“中体西用”改良路线彻底堵死,传统的政治、文化逻辑彻底丧失了合法性,反保守、求变革的革命行动从此一泻汪洋,浩浩荡荡,不可阻挡。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证明这种变化:1877年,广东人黄遵宪随何如璋赴日,担任驻日参赞,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剧变。黄遵宪花费8年时间完成了《日本国志》,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的全程,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全面地客观介绍。然而写成后却无人问津,甚至没有书局愿意出版。1895年甲午战败,这本《日本国志》迅速付梓,一再加印,洛阳纸贵。一心想要改革强国的黄遵宪对此哭笑不得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?(小五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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